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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陈晓杰”由于有文凭，加之领导对他印象不错，渐渐使他受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注意，认为这是一棵适宜从事隐蔽工作的好苗子，这很正常，他毕竟是军统特工出身，因此他成为培训对象，毛人凤得知消息之后，大喜过望，于是由“保密局”专家为其专门设计了今后的联系方式，变更了上线联系人，毛人凤交代必须严格遵守单线联系的规定，在当时，知道陈晓杰”真实身份的极少。
青年干部培训班也就是“红色特工训练营”对外挂着“华北建设公司”招牌，华北局党委的保密措施简直可以用匪夷所思来形容，所有学员都须单独报到，所有学员都是学号，一天二十四小时，每个钟点都有学员在镇内外指定位置跟交通员接头，然后被接引入营，学员报到后进入营地，学员单独居住在一个狭小空间，互相之间没有任何接触，特工技能教学就在这个狭小空间内一对一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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哪怕休息的时候，也必须有专人陪同，有些课程无法一对一，就采取在院子里集体上大课的方式，不过，营地工作人员的折腾就大了，他们在大院里横七竖八系起长长的绳子，把被单挂在绳子上，分隔出一个个大约一平方米的空间，里面放上一把椅子。大课开始前，工作人员把学员单独引领至被单分隔出的空间里。开课时，不但学员互相之间看不到，也看不到授课老师的真容。换言之，即便以后见面，彼此都不知道在一个学校上过学，某某教过谁。
“陈晓杰”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完成了培训。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上级对他表示，说是训练结束，现在由上级指派的交通员护送你返回天津。鉴于当时的形势，上级专门给他安排了回津路线，并由专人陪同，回去时没乘坐津浦线火车，也没沿铁路走，而是绕了些道，其中有几段是故意舍近求远。次日中午，抵达河北大成县，在一家旅馆歇下。交通员说他只能送到这里，晚上有下家过来，完成交接后，让“陈晓杰”跟那位交通员走就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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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陈晓杰”这天感冒了，有点儿发烧，听说眼下不走了，马上就躺下休息了。一觉醒来已是掌灯时分，他听见隔壁有人悄声说话。而所谓的“隔壁”，其实就是把一个二十来平米的大房间用芦苇席隔开，一间是卧室，有两张床;外间有桌椅，算是会客室。
他寻思应该是下家到了，勉强起身下床。外间的人听到动静，说话声马上停止。片刻，泊镇那个交通员进来了，后面跟着一个彪形大汉，浑身腱子肉，跟他握手，“陈晓杰”感觉自己的手被卡进了一把老虎钳。“陈晓杰”以为后面还有一位，可现在为何就两个人，“陈晓杰”顿时觉得不对头，刚才他明明听见外间有三个人低声交谈，现在怎么只有两个人，而且，泊镇交通员介绍大汉时说，“接下来由这位大韩同志送你去天津”，没说还有一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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紧接着，大韩让他把随身携带的手枪交出来，理由是今晚要穿过敌占区，带着手枪过不了敌人的哨卡。“陈晓杰”以为自己暴露了，为了活命，他打起了滑脚开溜的主意。大韩把他和泊镇交通员带往县城十字街“小神仙酒肆”吃晚饭，席间陈晓杰借口去后院小解，翻墙逃走。
成功逃脱后，他去了北平，化名边宏贤，入住广安门附近的一家小旅馆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就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，以便保密局派人跟他联系。可是，等了整整一周，没见回音。这就是说，发生了某种意外，导致他跟保密局的上线失去了联系。根据“保密局”的规定，现在的他属于“断线失散人员”，只有遇到知晓其身份的“保密局”在职同事，方能请人家通过秘密渠道向上级报告，获得同意后方可归队。归队后还将进行审查，更关键的是，当初为了保护他，毛人凤把的他的保密级别定的很高，所以他的身份几乎没有人知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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边宏贤知道“保密局”的这些规矩，于是只能去找老上司尚元麟。由于“军统”改组为“保密局”，尚元麟跟上司闹得不开心，干脆跳槽去了内政部。内政部把他派到吴县警察局出任高级督察官，尚元麟之所以愿意去吴县，是因为他跟吴县警察局的傅局长是老相识，而且这位局长性格不错，容易跟同僚相处。到任后他也曾跟边宏贤通过信，说苏州这地方不错，你小子啥时候想过一份太平日子，可以过来找我。
此刻，落单孤雁边宏贤走投无路，硬着头皮去苏州投奔尚元麟，尚元麟问他今后作何打算，边宏贤说即便回到“保密局”，只怕我也是不受待见的对象了，这辈子没啥想头了，有份过得去的职业、能弄些钱财成家也就可以了。尚元麟通过关系让他去税务专管员没问题。另外，还可以在警局兼一份差事。这个在警局的兼职，其实就是秘密情报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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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几天，尚元麟又给边宏贤介绍了一个苏州地面上的名流，就是前文所说的北洋军队原旅长崔雨天。崔是青帮“悟”字辈，跟尚元麟的叔父是哥们儿，尚在其面前也是小辈。边宏贤就这样成了崔雨天的弟子，算是入了黑社会。
崔雨天门下有不少徒子徒孙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排着班去其府上轮值当差，平时老爷子有事儿还会派下临时差使。1949年清明节那天，崔雨天听其在“避风堂别馆”当管家的弟子祁健郎说伍石公有贵客来访，寻思得加派人手，正好那天边宏贤在府上轮值，就把他派去了。然后，就发生了那起血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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崔雨天对别馆主人伍石公的政治态度心里大致上有数，闻讯大惊失色，当下连夜前往医院，找到正被阑尾炎折腾得要死要活的尚元麟，尚元麟听崔雨天如此这般一说，马上想起边宏贤的密探身份，判断必是边宏贤向警察局告的密。崔雨天愁眉苦脸，说以共产党如果“避风堂别馆”血案确实伤到了他们的人，我的脑袋要搬家。于是第二天，崔雨天就带着一家老小和一干徒子徒孙跑到香港去了。
尚元麟原本就是“军统”老特务，又是他把边宏贤介绍给崔雨天的，他也想立即跑路，不想他此刻重病缠身，无法行动，只好以后再说了。次日听说边宏贤死于“避风堂别馆”的枪战，总算是松了一口气，等到他病好了，苏州也解放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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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多月后，尚元麟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。审查过程中，他对临顿路血案只字不提，公安人员也不知情，就被他滑过去了。1950年3月，尚元麟被判处无期徒刑，押解提篮桥监狱服刑。他以为这条命总算是保住了，哪知“华东八室”神通广大，居然找到了他头上。
至此，这桩血案的来龙去脉总算水落石出，余瘦君随即连夜赴上海向甄主任作了汇报。两人去了“华东八室”位于徐家汇的一处密点，开始复盘案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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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瘦君表示:“甄主任，我还有一个疑问。到现在我都没搞明白，边宏贤是怎么认出郁钧汉的，他之前难道跟郁钧汉有过接触?”
甄主任叹息一声说道:“边宏贤已死，这个事要调查清楚恐怕不可能了，不过，我猜测，郁钧汉曾受邀前往华北城工部举办的培训班授课，尽管城工部采取了最严密的保密措施，但声音是没法改变的。边宏贤记住了那个声音。1949年清明节傍晚，郁钧汉抵达苏州临顿路避风堂别馆跟主人伍石公交谈时，他的声音被边宏贤这个特务辨别出来了，这对一个高级特工来说，根本就不叫事，所以他就向警察局告密。但真正的真相也许永远都查不清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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